2021年2月24日 星期三

我党最早的武装起义:泸顺起义!南昌起义的预演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oq3yaro.html

 

泸顺起义的确是我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所创造的城市暴动方式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如果说,俄国1905年的2月革命是1917年10月革命的预演的话,那么泸顺起义也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

——萧克

铭记历史,圆梦中华。

泸顺起义领导成员左起:杨闇公、朱德、刘伯承、陈毅、吴玉章

1、泸顺起义的时代背景

1926年,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刘伯承在吴玉章、杨闇公等人推荐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年秋天,北伐战争形势发展迅猛,战争很快就扩大到了武汉。但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新危机。当时武汉东面是军阀孙传芳的20万部队,西面却是军阀杨森所部。这两股军阀势力大有对北伐军有形成合围之势。为了缓解对武汉北伐形势的压力,国共两党达成共识,派出相关得力人员入四川,渗入军伐部队,作四川军阀的分化瓦解工作。刘伯承受国民政府的指派,在四川任军事特别员主持军务。朱德受国民党指派在杨森部主持工作;陈毅受中共中央指派在四川主持工作。杨闇公在重庆组建国民党四川党部,这实际上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民党左派的一个指挥机关。

根据当时川军的分布情况,起义选择了在泸州、顺庆两个主要地方进行,故史称泸顺起义。

2、刘伯承旧居六店子是泸顺起义的孕育地

刘伯承受指派来到重庆后,在重庆的一个叫石桥铺的地方,从居民手中购了一处四合院做住处。为了便于工作需要,这个四合院开了食、宿、茶、烟、药、油腊6个小店,故大家称这里为六店子。

六店子不仅是刘伯承的住处,更是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四川的联络聚会点。党的一些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过。特别是当时所开展的“分化瓦解、积极争取”旧军阀的中心工作基本上就是在这里研究定下的调子,泸顺起义的很多准备工作,也是在这里进行的。所以史学家们称“六店子是泸顺起义的孕育地”。


刘伯承旧居六店子

3、泸顺起义战略方案

1926年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陈毅承等人在六店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确立泸顺起义方案。会议主题为“策应北伐,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  

会议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泸顺起义军事总指挥,负责全权指挥起义军。

会议制定了一个“对四川军阀采取一面拉拢,使之有利于北伐进军,一面培养自己的实力。利用四川军阀间矛盾,策动部分部队武装起义,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的战略思想。

会议确立了泸顺起义基本战略方案:先由顺庆(即今之南充)方面打响起义第一枪,然后泸州部队相继响应,随后将泸州的起义部队拉到顺庆会合,扩建为六个师,东下武汉会合北伐军,或在川北建立革命根据地。

1926年11月27日,六店子会议后,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大会上,杨闇公、刘伯承分别作《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为起义做了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会上根据六店子会议精神,更进一步在大范围内确定了泸州、顺庆武装起义的方针、政策和作战计划。

4、泸州起义

驻守泸州城外有两支起义部队,一支是川军边防军第四混成旅,旅长袁品文,一支是川军边防军第10混成旅,旅长陈兰亭。袁品文是刘伯承的老部下,思想进步,拥护革命,积极响应刘伯承提出的泸顺起义;陈兰亭曾是土匪,被川军收编,同泸州城内的川军边防军第2混成旅旅长李章甫因利益争夺积怨很深。袁品文利用陈兰亭同李章甫之间的矛盾,策反了陈兰亭参加起义。陈兰亭当时不问革命是如何,只要是能打倒李章甫,就答应了袁品文的起义要求。而正当两人密商起义事项时,不料走漏风声,被川军边防军司令赖文辉察觉,赖文辉准备调防这两个旅。袁品文获悉了这个信息后,来不及请示刘伯承,便决定提前起义。

1926年12月1日,袁品文请李章甫到第四混成旅驻地参加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的名义,将李章甫骗出泸州城,缴了李章甫的枪,宣布部队起义。随即,袁品文和陈兰亭带领各自的队伍向泸州城进发。起义部队同李章甫的守城部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战争一直到拂晓,守军投降,起义部队顺利攻入城中。

泸州起义因故提前发动。无独有偶,顺庆起义也如出一撤,也是提前发动。

5、顺庆起义

顺庆,即现在的四川南充。驻守顺庆的是川军第5师师长何光烈。此人思想反动,欺压百姓。第5师下面有两个旅长秦汉三、杜柏干,这两人早就心向革命,他们积极响应刘伯承提出的起义。他们在商议起义事项时,被人偷听,此人便想以此邀功,向何光烈火告密。何光烈知道后,假装没事,想蒙㢢秦、杜两人。

1926年12月3日,何光烈通知部队排以上干部到师部开会,想借此一网打尽秦、杜及其部下。可是,此时的秦、杜两人也格外地警觉,感觉到了当时召开排以上会议有点不正常,如是两人紧急商议,先下手为强,马上组织部队进攻何光烈师部,当何光烈还在为自己所设局暗自高兴时,突然被攻占师部的枪声惊醒,便组织应战。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清晨,何光烈仓皇逃出城,起义军占领整个顺庆城。

刘伯承元帅雕像

6、临乱不慌,临危不惧,刘伯承亲临一线指挥

由于泸州、顺庆两地都提前了起义行动,打乱了整体的起义部署。两地都有电报给刘伯承,要刘伯承前去坐阵。在此种紧急情况下,刘伯承沉着应对,有条不紊地指挥大局,并亲临一线指挥。刘伯承首先赶到合川。合川这里有支黄慕颜的部队,原计划是同顺庆同时起义,现在顺庆提前行动了,黄慕颜又没接到刘伯承的指示,正在犯难之际,刘伯承及时赶到了,两人迅速统一思想后,立即带领部队起义向顺庆进发。1926年12月10日,刘伯承率黄慕颜所部顺利赶到顺庆,两支起义队伍胜利合师。在顺庆的果山公园里召开了誓师大会,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任总指挥。

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震惊了四川各路军阀。军阀们调兵遣将,对起义军实行分割围剿。首先组织了数倍于起义军的力量对顺庆进行疯狂进攻。顺庆孤城,没有外援,在血腥风雨中,两天两夜激战,起义军伤亡惨重,不得不被迫弃城撤退。

顺庆起义部队撤离后,军阀将兵力集中到泸州。这时起义军指挥部想保住泸州,刘伯承便又奔赴泸州指挥战斗。

1927年上半年,国共合作开始趋于决裂。蒋介石开始了镇压革命,4月2日,逮捕了泸顺起义的主要领导成员杨闇公,杨闇公6日惨遭杀害。4月12日,四川军阀刘湘公开发表讨伐泸州起义军通电,组织了十万兵力,攻打只有两个旅兵力的泸州城。由于刘伯承的坚强领导,获得了泸州军民的一致支持,军民顽强护城,战斗打响四十多天,泸州城还巍然在起义军手中。

军阀刘湘,看到这样硬攻可能难以奏效,便施离间计。派奸细潜入城中,勾结陈兰亭,并许以陈兰亭师长职位。因陈兰亭参加起义的动机本来就不纯,这时见到有利可图,便背叛起义,准备谋害刘伯承。袁品文获悉了这个信息后,马上报告中共党组织,最后,中共党组织指示刘伯承撤离泸州。

1927年5月17日拂晓,刘伯承在晨曦中悄然地离开了泸州。至此,泸顺起义共坚持了167天。


结语

泸顺起义结束后,朱德、刘伯承、陈毅从四川走到了南昌,组织了南昌起义。

泸顺起义虽然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史学家说:虽败犹荣!她为中国革命武装爆动提供了经验,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提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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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顺起义: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

 

王晋朝  四川在线记者 王国平 高启龙 泸州观察   魏杰 龙欣雨 胡容

清晨的阳光洒满泸州龙透关公园。1月14日上午9时许,不少市民在此健身、锻炼,这是泸州城里普通一天的开始。

94年前的这个时候,刘伯承正从顺庆赶往泸州,即将指挥泸顺起义中最激烈的泸州保卫战。战斗期间,刘伯承亲临龙透关阵地,连续打退敌军三次猛攻。

从1926年12月1日起义开始到1927年5月16日,泸顺起义历时167天。起义失败后,朱德、刘伯承、吴玉章、陈毅等领导人总结经验、教训,又转赴江西,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

对于这次起义,后世评价:“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第一次勇敢的尝试”;“奏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先声”;“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

四川日报全媒体报道组,走进泸顺起义旧址泸州龙透关,寻找那段重要的红色记忆。


龙透关城门,见证了94年前那段红色历史

泸州龙透关公园的名字来源于园中的“古龙透关”,这道关隘曾是通向泸州城内唯一的陆路通道,也见证了泸顺起义最悲壮的历史。

1926年9月,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背景下,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决定采取行动配合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11月中旬,由杨闇公、刘伯承、朱德等在重庆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起义。

12月1日,泸州首先发动起义。12月3日,顺庆(南充)起义接续展开。几天后,刘伯承在顺庆就任起义各军总指挥。

顺庆起义历经10余天,由于受到四川军阀的围攻,被迫转移。1927年1月下旬,刘伯承抵达泸州,全权领导泸州起义的军事行动。在泸州期间,刘伯承整顿部队、严肃军纪,向起义官兵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创办“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这一系列工作卓有成效,使泸州起义军气象一新,士气大振。

就在北伐军节节推进过程中,接连发生重庆“三三一”惨案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龙透关石碑

4月13日,四川军阀刘湘等拼凑了“川黔联军”扑向泸州,并组织所谓的“敢死队”抢夺陆路通道龙透关。

战事紧急。刘伯承亲临龙透关阵地指挥,连续打退敌军三次猛攻。

1927年5月,刘伯承分析了当时泸州的处境后,为保存革命实力起见,决定撤走。

撤离泸州之时,刘伯承留下一段话:“我从19岁参军,如今已经打了17年的仗了,几起几落,每次战到最后,总是只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只身出走。我刘伯承到现在也没有倒嘛。”这体现了一位革命者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不惧艰险斗争的英勇精神。


龙透关

从1926年12月1日起义开始到1927年5月16日刘伯承奉命前往武汉,泸顺起义历时167天,其中据守龙透关的48天是战事最为激烈的时期。

7月,朱德、刘伯承、吴玉章、陈毅等泸顺起义领导人,先后抵达武汉,与周恩来等讨论总结泸顺起义的经验教训,此后他们转赴江西,参与领导了建军之战——八一南昌起义。二十多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都是开国元勋。

开国上将之首萧克将军曾说,泸顺起义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

有学者指出,泸顺起义奏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先声,为南昌起义的发动和人民军队的创建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在党史上,对这次起义有一段专门的评价:“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第一次勇敢的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同时也是有力地推动了四川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

苏晓康:惊心动魄的腐败—《鬼推磨》书摘

 —《鬼推磨》书摘之二

如果你明白了这东西现在可以操作,而且呢是存在着很大的成功率的情况下,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一群人选择不撒手。

中国人接受这样的统治者,难道就为了自己一点微薄的物质改善吗?

中国这三十年的「奇迹」,其实不在「经济起飞」、也不在「极权升级」,而是另外一件事情:腐败的奇迹。

沙叶新书写中国腐败的「惊心动魄」,归纳出诸如集团化、部门化、市场化、黑帮化等规律,以及「贪官品性底下、肮脏」之吃、喝、玩、赌、色等骇人奇观,然后写道:

我「野心勃勃」地试图勾勒当代中国的腐败全景。「勾勒」之后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这个「力」还包括「想像力」。因为当代中国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理喻的,是超想像的;当代中国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像力。

如今连幼稚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像得到吗?在当代中国,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巷……24小时,任何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腐败。腐败就在你眼前,腐败就在你身旁,腐败就在你不会怀疑之处,腐败也在你想像不到的地方……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

沙叶新的诚实,已经预言了「腐败」的超越性,那的确是他没有见到的。迟至2018年,坊间流传一段神秘录音,里头是两个人的对话,破解者分析,乃是「一位有留学背景的民间策士,向一位来自部队大院的红二代」讲解世道秘闻,前者口音是潮汕人说普通话,而且大舌头。这段录音所透露的腐败内容,不仅挑战国人乃至西方的想像力,而且还给出相当直率的答案,毫不讳言中国今日的现实:

八九年中国人还有梦想,无非是左梦或右梦。今天的民众看不到前路,感觉没有奔头了;

中国商人赚到1000万元以上,必须官商勾结;赚到5000万元以上,商人的命就不在自己手里了;

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口号。最现实的选择就是江泽民[鼓吹带动]的「闷声发大财」;

军队形成了以老乡为基础的帮派,最大的是山东帮与河南帮。中国人就是爱认地域和血缘。习的军改初步打破了军内帮派体系,作战能力还不行;

贫富分化不可逆转。掌握货币发行权的中共统治者终极思考的问题不是赚钱,而是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政权永固,并让个人生命以更高品质活下去,活得更久;

中共统治者追求永生之术,用士兵血液提炼血清,用于消除器官移植的后遗症;

党内有人想搞比希特勒还希特勒的统治,这是建立高科技奴隶社会的幻想;

党国鉴于苏联东欧的教训,必做两手准备,一手是更凶狠地镇压,另一手是预留退路,把子女钱财转移到外国;

中国像一艘巨轮就要撞上冰山了。谁有直升机?谁有救生艇、救生衣?大家心里很清楚。

中国像一艘巨轮就要撞上冰山了。谁有直升机?谁有救生艇、救生衣?大家心里很清楚。

这段录音的最大特色,是透露了以颜色标志的一个极新颖的腐败话语:蓝金黄绿。

蓝:即互联网。通过收买台湾香港的通信商、网路商、名人、大V、媒体,控制这些人,用金钱收买、抓小辫子、给市场给利益等等;通过网路控制港澳,控制香港这个金融中心。更重要的是通过网路控制言论,控制人们整个的精神世界,也就是洗脑

金:金钱,往哪里输送利益?通过上海、昆山的台胞,上海在广东开厂的台胞,主要这三个地方,故意放水让他们免税,到最后让他们偷税,给他们输送利益,进行法律的绑架。

黄:女色。有几个地点,是台湾人的坟墓:昆山上海和东莞,还有澳门香港人的坟墓,是东莞广州澳门。因为台商爱赌,爱洗钱,港人也如此,通过赌给你输送巨额的筹码,让你赢钱,也可以让你输得家破人亡。凡是去澳门赌的,大多数就跟着嫖。这样就掌握了所有台湾高官商人名人的性、吸毒、赌的丑闻,永远威胁着你。

最后这个绿,骇人听闻。

中共统治者追求「永生」,现在归类于一种叫异种共生的生物技术,将「年轻血液」输送到老年人体内可达到逆转年龄的功效。大舌头说:

这个在中国是很成熟的啊。这么多年轻的当兵的,他们是第一梯队。提炼出来的血清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器官移植以后导致的各种复杂的症状。你看呐,器官移植啊,有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排异,需要吃药。而那些药呢是致癌物。

中国器官移植有多少例?为什么从零七年以后爆发性增长?全世界现在都跑到中国来,参与这个东西。这不重要。包括以前军队里的军医,体系里面的知情人,跑出海外说,也没掀起什么波澜。

因为这是一个世界通行的暗渠黑沟。现在中国在全世界哪方面是真正领先的?

中国最大优势是啥呀?人口啊!中国这么强大的人口基数有多么丰富的DNA库啊!这些东西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统治阶层真正通用的货币。不是钱。不是什么飞机,游艇。钱都是他们负责印的,他会在乎他挣多少钱?如果你懂得这种技术存在的话,假如你有这方面情报的话,你就会发现,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就都可以解释了。

如果人的寿命和身体健康,是以前人的自然的生老病死只有短短的撑死了八、九十年的话,社会就会形成,自然而然地有个良性回圈。

因为生老病死这是最关键的一个转轮。这是人类社会权利也好,财富也好,最核心的。

如果你明白了这东西现在可以操作,而且呢是存在着很大的成功率的情况下,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一群人选择不撒手。

但是,作为台上的领导跟以前也不一样啦。为啥?他可能死不了啊!也就是说,他对整个会场啊,整个局面的控制能力啊,比以前强的很多。这个领导,他已经积累了三十年的筹码。

中国的现代极权,可以说已经出现「狂人」,他们为什么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大舌头说:

中国人的遗传基因是选择私欲的满足而不是理想的实现。社会最大公约数是消灭贫困;

中国十几亿人没有宗教信仰,只能靠血腥集权,适用于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国人像蚂蚁一样的向心力。胡锦涛之后,换薄,换习,都得走这条路;

中国农耕时代留下的政治文明受到工业文明和资讯文明的冲击,处于上下不匹配的关键时期,最大的隐患是崩盘;

中国只能走民族主义,表现形式是国家集权;

北京风水坏了,四合院文化不适应现代文明的要求。解决方案有三条:一是迁都;二是将行政格局全部重新划分;三是要建立扁平化的资讯系统和利益分配结构;

中国转型会很困难很血腥。潮流和国运推着人走,一不小心就沉到水底或被拍到岸边;

现在的格局必定会打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谁是黄雀?

这段录音,透露所谓「长生不老技术」之际,也暴露了中共权力继承的一个重大危机,那是从前闻所未闻。自称「法道济」者,在网上评论大舌头录音有以下分析:

如果你了解现在长生不老技术和器官移植技术已经发展到很高很成熟的阶段的话,而且你能够掌握实现这些技术的手段、财力和人脉,你就会明白,掌握最高权力的帝王为什么迟迟不愿放弃权力的原因。

不论是谁,追求高科技条件下的生命延续以及健康长寿,本来也是人之常情;但是,问题是江泽民在垂帘听政依然完善运转,依然掌握着党政军根本大权,中共第三代到第五代的权力交接还没有进入实质阶段,远没有完成;而老太上皇不但没有表现出按照事先约定好的计画交出权力的应有意愿和诚意,而且同时却热衷于和新一代领导分享权力,讨价还价,试图保存一部分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给中共高层一种恶梦的感觉,这是很自然的事。

试想如果新的生命科学成果,使江泽民焕发青春,得到额外的10年甚至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健康与生命,那这将对中共第五代、第六代意味着什么?

邓小平陈云选对了江泽民吗?

这是不是「六四」屠杀的报应?

中国人接受这样的统治者,难道就为了自己一点微薄的物质改善吗?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鬼推磨——魔幻三十年》。作者苏晓康,一九四九年生于西子湖畔,少年长于京城景山脚下,青年流落中原;遂以〈洪荒启示录〉开篇,引领「问题性报告文学」浪潮,尝试一度被称做「苏晓康体」的写作文本,即「全景式」、「集合式」、「立体式」的「记者型报告文学」,且多为「硬碰硬」的重大题材,每每产生爆炸效应,为「新启蒙运动」推波助澜;继而,领衔制作《河殇》,把社会上诸领域所讨论、探索的各种命题、假说,都汇集起来,化为萤幕形象加以传播,引起亿万人刻骨铭心的一次共振,打破电视仅为大众文化的限制,成功地嫁接思想和视觉、激情和理性,创造一个新的电视片种,也搅起一场全球华人的「文化大讨论」。一九八九年流亡海外迄今。着有《离魂历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湾》、《屠龙年代》等书。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上报 

2014年8月29日 星期五

蔣介石對痛失大陸的反思:我們對共產黨太寬大

从《苏俄在中国》这一书名就可以看出,蒋介石把苏俄对中国的影响,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各种形式的支持认作他和国民党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的支持,确实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送来的不光是主义和精神,近年解密的档案表明,对中共也一直有金钱等物质援助。




蒋介石认为,他们自信太过。他写道:“从今日回溯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民族至上’的原则,自信太过,…因而对待他都是宽大为怀,而不用彻底的手段 ,于是又授予共党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阴谋,得以死灰复燃,竟为我整个中国大陆招致今日这样空前的灾祸。”

蒋介石是个遵从孔孟之道的人,常常自省其身;为了与宋美龄结婚又信了基督教,作为教徒的他又经常忏悔,自省和忏悔的内容在其演讲、文章、书信中比比皆是,日记中更多,几乎是每日必省。而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失败莫过于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对这个于他最惨痛的教训,不说是每日思过,起码也是他初到台湾时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1956年,也就是朝鲜、越南先后停战,英法中东败走,苏共二十大推行新政,这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蒋介石把他的思考写成了《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一书出版,检讨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有各种机构、各方人士的许多研究成果,著名的有艾奇逊主持美国国务院编的白皮书,而中国两位最主要的当事人之一的蒋介石(另一位当然是毛泽东)的著作,自然是研究中国这一时期历史的最重要文本。作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蒋介石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为失败找原因,他找的原因不管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其一家之言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

  从《苏俄在中国》这一书名就可以看出,蒋介石把苏俄对中国的影响,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各种形式的支持认作他和国民党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的支持,确实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送来的不光是主义和精神,近年解密的档案表明,对中共也一直有金钱等物质援助。

  蒋介石说,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达成协议,“俄共对孙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允予援助”,这就是国共及中俄之间“和平共存”与合作的开端。他在这本书中写的“三十年经历”,大约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的30年。蒋介石把这30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4年国民党联俄容共,到1927年全面清党,中俄断交;第二阶段从1932年中俄复交及1937年“中共的乞降投诚”(文中此类用语,是引蒋介石书中所言,目的是为客观叙述,不代表作者立场,下同--作者注),到抗战结束;第三阶段是1945年至1949年。这30年,正是共产党从成立、发展到取得全国胜利的过程,也是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蒋介石说的前两阶段是大陆史书所称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一阶段即是从重庆谈判到解放战争胜利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在书第一编的绪论中,蒋介石谈到写书的目的时说:“我们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受的惨痛教训,我深望其能对今日同遭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国家及其领导者,有所裨益。我以为苏俄的武装暴力,亦与世界历史上野心侵略主义者一样,并不足畏,且必归失败,但是他的武装暴力,乃潜存于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内。自由国家的领导者甚难洞察其危机之存在,比及发觉而奋起抵抗,则为时已晚。我深恐今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陆,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转而为害于世界人类而无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将本书公之于世。”并说“倘能以此对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亚洲非共国家,有所贡献,那就是我民族历史上这一最大牺牲的代价,乃获得了补偿,而我对于世界反共斗争,亦克尽其应尽的责任了。” 文中的“和平共存”即大陆译的“和平共处”,苏共二十大表示坚持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奉行“和平共处”的方针,蒋介石的书也是一种适时的应对。蒋介石还说:“我发表这一记录之时,衷心充满着悲痛无比的情绪,也怀抱着坚强不移的信心。”

  这本书的第一编题为“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文中蒋介石概述了30年的历史,从原因讲到结果;第二编“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今天看来是更为精彩、更值得研读的内容。

在第二编中,蒋介石先是总结了国民革命各战役的成败得失。对第一战役--北伐战争,他认为,在北伐前戡定中山舰事变,北伐中全面清党、肃清了共产分子,并“粉碎了苏俄赤色帝国主义建立东亚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北伐才取得最后的成功。第二战役,蒋介石称“长江剿匪战争”,即毛泽东说的“十年内战”的后半期,中共党史中的“五次反围剿”。蒋说,国民政府面临与日军和共产党两面夹击的形势,行动受限,前三年的第一次至第四次围剿“都未能收得预期的成效”。而第五次围剿,采用了正确的思想和策略,才“肃清了长江七省匪区的大小巢穴,彻底粉碎了共匪苏维埃傀儡组织”。他说的政策方针有:“先安内而后攘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取攻势,与战术取守势”等。军事上有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进合击等。共产党的总结正相反,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对第三战役--抗日战争,蒋介石写道:“我们中国是一个弱国,无论经济、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军队、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九一八以后,我们忍辱负重,与日本谈判和平,六年之中,并不轻言宣战。但是战端一开,我们只有不惜‘向国内退军’的焦土政策,而以三民主义的新精神,和国民革命的新战法,来对日本军阀,作绝对性的战争。我们坚持这一战略原则,全面抗战至八年之久,其间虽经过苏俄无数破坏的阴谋,和共匪积极反动的叛乱,但最后终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对第四战役--“抗战胜利后反共斗争的挫折”,蒋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苏俄与中共得以施逞其侵略计划,而我们反共战争,竟遭受悲惨的挫折。三十年来国民革命之传统精神,被其”丧,民族固有的德性几乎毁灭”。

  接着,蒋介石以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分门别类地检讨各个方面的失误。

  检讨的第一大部分是“我们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蒋介石说在这部分中,他是针对俄共的行动规律来检讨自己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在(甲)“反共组织不能严密而警觉不够提高”中,蒋说,中国人处世的道理是隐恶扬善、不念旧恶,国民党是以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民族意识为其组党的基础,重伦理、讲信义,对中共如此,对苏俄亦是如此。“哪里知道共党终竟是共党,他对于国家社会,事事都是阴谋,处处都有陷阱。”他的具体论述又分两点,第一点说“我们对共匪应该认为非法集团,而且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不使他有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但是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仍然接受他停战乞降的要求,并且对共匪局部开放其宣传与组织的自由。我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一经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给予他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蒋介石认为,尤其是1924年后和1946年后,国民党两度陷于动摇分化的困境,“这更是由于本党组织不够严密,警觉不够提高”,使共产党有可乘之机,“乃是我们一个重大的错误”。第二点是“我们应该防范共匪在政治上和社会中的转变作用”。蒋介石说,30年来,共产党依附国民革命而破坏国民革命,所用的战术,对一般群众是转变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转变其合法运动为非法斗争;而对国民革命是转变民主革命为社会革命,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蒋介石说,对于共产党的战术,他不仅目睹其事,并且身亲其役,当然认识得清楚。便是一般人士,甚至国民党党员“仍然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甚且舍己从人,随声附和”。他说,很多人因此被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联合政府等欺骗。蒋介石写道:“到了他夺取政权之后,不仅质变为‘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再质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而成为苏俄的附庸,最后就要把中国大陆,送入苏维埃俄国的赤色版图。这种转变,到今日固已成为一种最明显的事实,但在当时,一般人对共匪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竟使其阴谋诡计得以施逞,而整个中国大陆就是这样演变成了空前的浩劫。这是反共斗争中最大的缺点。”

  共产党对自己的敌人是认识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早在1926年就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乙)“宣传不能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中,蒋介石说,1927年清党的成功,1935年围剿的胜利,使“匪党及匪军已走到完全绝灭的境地”,国际共产党却制造了一些论点,向社会和政府散布,“而我们的宣传不能主动,理论亦缺少战斗性”,“屡次下定决心,而又复随时动摇,不能坚持到底”,而让共产党成功。他举的共产党的论点第一个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二个是“共产党可能消灭,共产主义不能消灭”;第三个是“共党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而必须求政治解决”。分析第一个论点时蒋介石说,本来苏俄的共产主义和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反民主的极权主义逆流,但希特勒兴起,1935年共产国际指使各国共产党与社会党乃至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以致各民主国家在共产党的煽动下,造成对法西斯的恐惧,在“反共就是法西斯”的“假逻辑”下,国民党没能彻底消灭溃败的共产党及其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是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为法西斯统治,“牵制了我们的反共斗争,使我们不能不与共党以对等的地位而进行和平谈判与政治协商”。蒋介石以这两个实例说明宣传的失败,并说这是“反共过程中自认为重大的缺点”。蒋介石“批驳”第二个论点说,共产主义“是彻底反人道主义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系统”,在当年剿共成功和抗战胜利时,国民党的宣传没能打破共产主义不灭的论点,致使其广为传播,“不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并且动摇了社会上对我们彻底解决中共的信心”。对于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蒋介石说,共产党全力向国际社会散布军事方法只能解决共军而不能解决共产党,散布军事解决必使国家财政艰难,人民生活困苦。蒋还说,共产党的论点使社会和国际人士认为只有政治解决一条出路,使“剿共戡乱的政策为之根本动摇”,于是造成不战不和,边打边谈之局,最后让共产党“单独使用武力,来推翻政府”。

  国民党的宣传确实不如共产党成功,毛泽东有名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从来都是这样做的。

  在(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中,蒋介石说共产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准备暴力,为了最后决战,而国民党却手段不彻底而招致失败。他分四个方面论述。一、“我们是以有限战争对共党的无限战争”。蒋说,因受国内外现实环境的牵制,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能调动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各种力量,结成统合战力,只能作有限战争。所以“不能对付共匪无限制使用暴力的总体战”,而注定失败。二、蒋介石认为,他们自信太过。他写道:“从今日回溯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民族至上’的原则,自信太过,…因而对待他都是宽大为怀,而不用彻底的手段 ,于是又授予共党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阴谋,得以死灰复燃,竟为我整个中国大陆招致今日这样空前的灾祸。”三、“我们对共党防范较严,而对其外围组织及同路人过于轻忽”。蒋介石说,共产党有很多外围与群众组织,从中吸收党员、训练干部,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够重视,没有破坏共产党潜伏和发展的基础,以致“共党及匪军虽经多次被我击灭乃至败亡,而他仍能借尸还魂,贻害国家”。四、“我们的国民心理不够健全,而精神动员未能贯彻到底”。蒋介石认为,中国百年来受不平等条约束缚,以致国民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国民革命救亡图存,就是要重建民族心理,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心理建设的努力,激发了抗战中的民族精神。而抗战后,不平等条约废除,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尚在萌芽中,由于受国内共产党宣传民族失败主义和国际共产党对“我国家的信誉加以诬”,“而我们心理建设的一切努力,都为其所抵消,而归于失败”。“而我政府剿共戡乱的政策,也就在这样无法全面动员来支援前线的情势之下,招致失败了。”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共产党及其军队都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国民党是斗争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

说到收编共产党的军队时,蒋介石说,1934年“剿匪”胜利后,着手对中共政治解决,七七事变后,进而收编共军,这虽是日本侵华所迫,而“我们误认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胜过一切’的自信太过,而予以接受”。蒋说,这使得中共利用国军集中力量抗战之机,扩张其武装。他认为,事实证明,收编共军,容许共产党以同等地位参加抗战,对抗战是无益而有害的,这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

  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写道:1945年至1946年,“苏俄对东北既显然违约背信,我们亦决定了停止接受东北的计划,最后又复动摇,仍然与他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他认为这也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蒋介石反思,东北问题是一个国际安全问题,当时既不能单独解决,就应该停止接收,将东北问题提交联合国公断并公诸世界舆论。这样在国内能集中兵力于关内,“戡定中共的叛乱”;在国际能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而国民党受国际国内牵制,决定之策不能坚持,同时将国军精锐调赴东北,陷于一隅,“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对停战协定,蒋介石说当时国民党政府太顾虑对外关系,以致处处被动。要是集中力量,执行1946年1月的停战协定,“对于共军违背协定的军事行动,加以严厉的制裁,虽发展为全面战争,亦所不顾,那还是可以获得最后胜利的”。他说,不幸对内决心不够,对外中途动摇,铸成大错。

  蒋介石总结说:“我们中国立国处世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责于人’。若要追问过去大陆上反共斗争失败的责任,只怪我们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家建设没有基础,因之对强权侵略者,没有维护我们领土主权的力量。更只有怪我个人自己,在这长期反共斗争中,应该见到的,未能预见,已经见到的,又未能取信于人。”他还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觉、埋头苦干、雪耻图强,就能抗俄复国。

  蒋介石所说的错误和失败都是共产党的正确和胜利,他越是痛切的懊悔之处,往往正是毛泽东最为成功的得意之笔,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这两个对手对同样问题的认识。当然,还有许多国民党政权失败的重要原因蒋介石没有说,比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让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信仰社会主义;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没有符合广大民众向往民主自由的愿望,没有顺应社会进步的潮流;各级官员贪污腐化,让百姓怨声载道;大多数农民生活贫困,对现实不满;等等。对这些问题,不知蒋介石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想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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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5日 星期一

毛主義在印度的前世今生

一 前 言
  在中國早已悄然拋棄毛時代的意識形態之後,在世界特別是南亞政治格局中依然有一股暗流湧動,依然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指導和旗幟,以暴力革命為手段,以推翻現政權建立他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為目標。很多人以為這不過是一小撮極端份子癡人說夢,但在不久前尼泊爾的政治動蕩中,尼共毛派武裝卻讓人重新認識了這支不可小視的力量,儘管早已被美國政府定義為恐怖組織和全球反恐打擊的對象,卻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在國內民眾心目中的號召力,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指引下他們實際控制的地區已經超過了70%的尼泊爾國土,未來奪取國家政權似乎並不是一個遙遠的目標。
  如果尼泊爾這個小國的政權更替尚不足以引起國際社會的憂慮,那麼更令人關注的是尼泊爾的毛份子力量不過是近年來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一個跨越尼泊爾、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的毛份子相互支援的紅色走廊(red corridor)已經愈發清晰,而在這一紅色走廊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其實最重要是印度,印度毛份子在南亞毛份子中有老大哥的地位,在尼泊爾1996年毛份子才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而印度毛份子在毛的旗幟下已經堅持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武裝鬥爭,一直是南亞其他地區毛份子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在2001年6月成立南亞毛份子黨派組織聯合行動委員會(CCOMPOSA)發布的聯合聲明裏,14個發起組織中,6個是來自印度的。而在印度國內毛份子的力量也愈發顯得不容小視,06年4月印度總理Manmohan Singh在一次關於毛份子問題的重要講話中稱毛份子武裝為當前「印度國內安全和印度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the greatest threat or challenge to India's internal security),並且可能顛覆印度文明民主的生活方式(civilised and democratic way of life);國大黨領導人索尼婭甘地也譴責某種力量在試圖「共產主義化印度的外交政策」('communalising' India's foreign policy)。
  在印度這個僅次於中國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國,迅速崛起的經濟體,假如在未來國內政治力量對比中發生像尼泊爾那樣的變化,其對國際格局產生的影響無疑都將是震撼性的,大概要讓印度商人和外國投資者一想到這種可能就要毛骨悚然。這使我對於印度毛份子力量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2006年末我赴印度展開了調研,我的研究和採訪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他們為甚麼堅持選擇毛的旗幟?
二、他們究竟要做甚麼?如果他們掌了權會做甚麼?他們是恐怖份子麼?他們是「紅色魔鬼」麼?他們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紅色高棉?
三、誰會支持他們?誰會保護他們?他們的力量來自於何方?
四、 在一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民主政體的國家,激進主義力量對印度社會產生了甚麼樣的影響,未來他們有可能成功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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